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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视阈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7-05-19 08:45:37    来源:黄河新闻网-前进

□ 邹雪莲

“秉刚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纲领战略事关成败。党中央顺应世情又针对国情,遵循党情又适应民情,稽古振今又高屋建瓴地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四个全面”是我国发展的纲领抓手;是中华民族圆小康之梦,展改革之图,施法制之道,促执政之基的战略布局;是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从积贫积弱到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四个全面”这一战略布局以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为哲学视角,从发展的三大演进特点(渐进性、螺旋性、阶段性)推进透析“四个全面”的本质属性,既体现着战略布局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又昭示着其辩证性、连贯性和创新性。

一、以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综合遭遇为“现实逻辑”

解决治国理政新实践中衍生出的“中国问题”是“四个全面”的初衷,而“中国问题”又根植于当下中国的“现实逻辑”,当下中国的“现实逻辑”又以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相互交织为特征,广受关注的各个时代性课题均绕不开、躲不过这一“现实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立足于当下我国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首先,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国际舆论此起彼伏,我国如何在充斥着觊觎和流言蜚语的国际环境中浴火重生,如何面对“中国威胁论”,如何使“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不攻自破?其次,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趋于平稳,但“时势”虽有益,“艰险”也增大,其间矛盾和挑战渐次弥散并突出,小康社会的建设步入冲刺期,改革逼近窗口期,依法治国临近质变期,从严治党接近升华期。当下我国的小康社会尚需和谐性、改革开放尚需系统性,法制尚需健全性、党的建设尚需先进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难题交织叠加是我国发展不能躲不能拖的现实国情。因此,我国的国情定位决定了在贯彻“四个全面”布局时既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又要守正发扬,更要超越创新。再次,党的建设面临的复杂性、挑战性前所未有:如何建立反腐制约机制,让权力“不能腐”?如何铸牢“制度的笼子”,让权力“不敢腐”?如何践行民主监督机制,让权力“不易腐”?最后,人民群众最基础、最直接、最现实的衣食住行用尚需全方位覆盖;人民群众最忧心、最费心、最挂心的安居乐业问题尚需无死角保障。人民希冀小康社会迈入新台阶,希冀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希冀法制更加健全民主,希冀党永葆生机,“四个全面”正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热切愿景的一种负责的回应。

如何来深入理解我国的“现实逻辑”呢?韩庆祥认为,“‘结构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问题”时期,这种结构转型还局限于部分领域;在“发展起来以后”时期,要处理多元利益摩擦、化解认识上的失落和冲突、统一思想认识,全局性地、战略性地推进我国发展的整体转型,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不断深入。科学破解这一时代性难题需要一种“总体性战略辩证法”,其既注重运用辩证法分析难题破解难题;又倡导运用战略思维,谋治国理政之方略,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宏图,成民族复兴之伟业,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现实逻辑”的催生之下诞生的“总体性辩证法”之精髓。

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着发展的关联性、绝对性、永恒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错综复杂的世间万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生成和消逝之中。发展是由旧质到新质,由低级到高级,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是处于联系之中的,绝对的、永恒的发展。“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四个全面”并非是平面的线条式展开,而是在我国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立体推进的,其体现着发展的贯通性和关联性,体现着发展的不可抗拒性和绝对性,体现着发展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四个全面”是一盘中国特色的深邃而灵动的棋局,每一个“全面”都事关棋局的成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着发展的关联性、绝对性、永恒性。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协调这一“全面”内的每一颗棋子,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偏废其一。即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要把握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性规律。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嵌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真理。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同志曾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协调具有相对性,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样,稳定和协调都是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的相对状态,发展才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从最初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之家”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正是发展的绝对性与永恒性的最好昭示。

全面深化改革体现着发展的关联性、绝对性、永恒性。一方面,改革这一庞杂系统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息息相通,而且其自身内部各要素也休戚相关。随着改革广度的拓展、改革力度的加强、改革深度的增大,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生态领域等相互联系的内在要素之间要注意防止失误、失衡、失矩,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在改革决策、改革施行、改革反馈等环节均需要把握关联性。另一方面,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有时可能会暂时偏离预定的轨道,经历改革的“阵痛期”,然而随着干扰的排除,全面深化改革又会步入发展的轨道。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蕴载着发展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绝对性和长期性要求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再难也必须咬紧牙关向前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体现着发展的关联性、绝对性、永恒性。依法治国是党和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囊括了多个子系统,各子系统紧密相连:从建设客体看,包含法制国家、法制社会和法制政府;按建设目标看,包含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不能一蹴而就的复杂性工作。从哲学辩证的视角来看,人类实践史上从不曾有绝对完美、绝对成熟的政治体系,所谓成熟完美的制度,也只是一个历史范畴。

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着发展的关联性、绝对性、永恒性。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同时其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各方面也休戚相关。只有加强每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和聚合性,才能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处。党员的建设是“治”党的关键一步,先进的党员是先进党组织的火车头。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没有休止符的战斗,是永恒的时代性课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穿着发展的目的性、协同性、全面性

自古“谋万事者”、“谋全局者”皆能以全面的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四个全面”既“谋全局”,又“谋万世”,它具有目标的导向性;同时它“重在全面、新在全面、贵在全面”,具有发展的协同性和全面性。“四个全面”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单个“全面”而言都是环环相扣的。就作为整体的大系统而言,“四个全面”之间同频共振、互动互促、整体协同;就子系统而言,每个“全面”内部各要素之间统筹兼顾、同步同向。

一方面,“四个全面”大系统保持着目的的一致性,整体的协同性。首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的旨归,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为驱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关键,四者在社会实践中互帮互助,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互促互进,在中国梦、世界梦的蓝图中相融相生。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四者相辅相成。最后,党是“四个全面”的主心骨和领头人,因此,治党在“四个全面”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规矩不方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法可依,因此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破除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依法治国的助推器和稳压器,三者具有协同功能。

另一方面,“四个全面”各子系统有内在的阶段性目的,内在的协同性和全面性。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使经济更繁荣、政治更民主、文化更强大、人与自然更和谐,从而使人民生活更幸福。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既“全”在其覆盖主体,又“全”在其覆盖领域,更“全”在其覆盖目标。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建立的是没有民族、地域差别的小康,是没有阶级、城乡差别的小康,是惠及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小康。其次,全面深化改革以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抓住经济这一重点领域,协调市场和政府这一核心主体,同时兼顾其他体制变革。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需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来把握:从历时性维度而言,改革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自我革新;从共时性维度而言,深化改革之“全”既全在其总目标,又“全”在其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改革。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又要在统筹兼顾中抓大放小,既要实现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要素的全面协调、有机衔接,做到“十个指头弹琴”,把握“两点论”“重点论”,又要防止坐井观天、一叶障目。再次,“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全面依法治国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问题”,解决“问题”,旨在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法制国家。全面依法治国之“全”既“全”在其协同构建法制国家、法制社会、法制政府的立体法制网络,又“全”在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整体布局,更“全”在其牢固凝聚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等在内的法制主体,因此,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就需要把这一系统的各个构件统筹贯穿在全过程之中,同时又要以“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的方法论为罗盘。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旨在新时局、新问题、新挑战之下锻造一支能经受住“四大考验”,跨越“四大危险”,保持“四种意识”的党员队伍。全面从严治党“全”在其“内容无死角、主体全覆盖、劲头不松懈、规矩全遵守;体现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体现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

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昭示着发展的渐进性、螺旋性、阶段性

万花筒般的世间万物并非千篇一律的事物的咸集,而是动态的过程的集合。同样,“四个全面”的诞生也并非是一蹴而至、手到擒来的,而是在渐进性、螺旋性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渐次铺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的。“‘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不仅是因为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协调推进也将是一个过程”,同时它的子系统,即任何一个“全面”的推进也必然具有过程性。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能漠视发展的渐进性、螺旋性和阶段性,就像研究天文学不能漠视克普勒式定律,研究物理学不能漠视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四个全面”是真理的燧石,只有敲打的越厉害,它绽放出的光芒才越绚丽。因此,在实践中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就要用发展的渐进性、螺旋性和阶段性为风向标,破除一切僵死的、静止的和一劳永逸的思想。

首先,由“小康之家”升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之家”一词是由邓小平同志最先用来描述二十世纪末“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上日程阶段,在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之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建成”的不同远非一字之差,一个“成”字昭示着小康社会的建设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中螺旋式上升的,彰显着党和国家谋篇布局的大韬略、大智慧。在五年之内,将小康社会从一个阶段推升到另一个高级阶段,在两个阶段的交接换挡期波折在所难免,但只要做到因时而谋,因时而动,因时而新,何愁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其次,由改革开放升华为全面深化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扬起改革之帆后,从沿海城市的经济特区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南巡讲话”掀起改革新浪潮。当然,改革不只是带来硕果,它也裹挟着各种矛盾和曲折。由此,为破解发展困境,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推入新阶段,旨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升级促进发展的动力系统,瓦解根深蒂固的制度痼疾,实现改革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

再次,由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升华为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一项庞杂的任务,是一个渐进性、螺旋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党和国家通过在现实实践中的考量对依法治国的理解不断渐进、深化。从诞生于十年“文革”百废待兴下的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再到后来陆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愿景在辩证否定中不断清晰明朗。

最后,由“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升华为全面从严治党。我国发展的长足进步和矛盾忧患既肯定了党的领导又揭露了党内问题,这是瓶颈也蕴载着新考量、新动力和新跨越。继“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之后,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渐进发展过程中既要“治”党自身,又要“治”党员;既要弘扬“大气候”,又要营造“小气候”,最为关键的是落实行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也言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挑战,要敢于涉险滩、攻艰难,勇于爬坡过坎、翻山越岭、乘风破浪,何忧不能破旧立新,完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使命呢?(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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